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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學漫議 張海鵬 在本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隨著“科學的春天”的到來， 學術園地百花齊放，异彩紛呈。其中，“徽學”也在群芳爭妍中綻開 了蓓蕾，成為地域文化中的一枝新秀。在海內外學人的共同努力下， 徽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經掀起的“徽學熱”，大有“升溫” 之勢。 什么是徽學？徽學即徽州學，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屬六縣（歙、黟、休宁、祁門、績溪、婺源）所出現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學術含量的各种文化現象的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 內容丰富、品位較高的一座文化寶藏。 其實，在徽州文獻中，“徽學”一詞早已有之，所謂“文公為徽學真傳”，即是其例。不過，以往文獻中的“徽學”，是指以朱熹為 開山祖的新安理學，和今天所稱“徽學”的概念及涵蓋的內容不一樣。 前一“徽學”是單一的學科，屬于學術史；后一“徽學”，包含了多指學科，屬于地域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的徽學，其主要內容有：新安 理學、新安醫學、新安文獻、新安畫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徽州 在晉代為新安郡，后人常沿用這一郡名），以及徽州書院、方言、禮 俗、戲劇、民居、譜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約文書以及徽派朴 學、版畫、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硯、徽筆、徽紙……等。 這些以“新安”或“徽”為標志的文化“特產”，反映了當日的徽州 是商成幫、學成派，并由此而构筑了“徽學”這座地域文化大廈。 徽州這個“山限壤隔”、“地狹人稠”的偏僻山區，為什么竟能形成如此斑斕駁雜的地域文化？考其緣由，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 中原文化是徽學形成的“基因”；第二、徽州商幫是“徽學”發展的 “催化劑”。下面，擬就此略作闡述。 關于“徽學”形成的“基因”，其來有自。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 昔日的徽州大体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其移民多是來自中原地區。古代 的中原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与此同時， 她又是戰亂頻率最高的地帶。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戰爭，統治階級內部 爭權奪利的戰爭，軍閥割据之間的戰爭，民族矛盾引發的戰爭，農民 革命的戰爭，經常發生于這一地域。每一次較大的戰亂，都促使中原 人口被迫南逃。其流徙的走向，大多是越過黃淮平原，渡過長江，而 徽州這個“川谷崎嶇，峰巒掩映”的“四塞之地”，恰似“世外桃源”， 這正是南遷人口避難的理想之境。据方志載，徽州“各大族，半皆由 北遷南，略舉其時，則晉、宋兩南渡及唐末避黃巢之亂，此三朝為最 盛”。此外，也還有在各個歷史時期星散的由中原直接南來或輾轉遷 移到這里的，人數也還不少。他們“又半皆官于此土，愛其山水清淑， 遂久居之，以長子孫焉”（民國《歙縣志》卷1）。据明代嘉靖時人程 尚寬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載：到明代中期，新安“名族”共84個， 追本溯源，大約有80％以上是來自中原地區。這些移民，与由中原遷徙到閩、粵、贛山區“客家人”的民系大抵相同。 上述由中原遷到徽州的移民，或為世家大族，或為縉紳冠帶，或 為碩學鴻儒，亦有黎民百姓。他們定居于徽州后，便將比較進步的中 原文化帶進了這個山區，并逐漸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 遷到徽州的移民，首先帶來了中原儒風。徽州這個古山越人居住的山區，《漢書•地理志》“黝（黟）”縣條注中，猶稱為“南蠻夷”之地。六朝以前，這里“武勁之風”很盛。其人不識詩書禮樂。隨著中原人口的遷來，才“漸染儒風”。最明顯的是讀書和尚禮的風气傳到徽州之后，社會習俗為之一變。尤以讀書之風逐漸興起，所謂“山間茅屋書聲響”，“后漸戶誦家弦矣”（康熙《祁門縣志》卷1）。明清時期，徽州更是“儒風獨茂”。由是“人文輩出，鼎盛輻臻，理學經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以致‘四方謂新安為東南鄒魯’”。与“誦讀”之風吹拂這個山區的同時，中原的崇禮義、明人倫、務儉朴的習俗也給徽州以廣泛的影響。文獻謂：“新安 自昔禮義之國，習于人倫，即布衣編氓，途巷相遇，尊卑少長以齒。 此其遺俗醇厚，而揖讓之風行，故以久特聞賢于四方”（《太函集》 卷1）。這“醇厚”的“遺俗”，正是“遺”自古代的中原，而且還延 及后世。我們只要讀几副黟縣西遞村的舊楹聯，峯時這里的社會風尚，猶恍如在目：“几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傳家禮教嶋三物，華國文章本六經”。“事業從五倫做起，文章自六經 得來”。“凜遺緒于前人克勤克儉，善貽謀于后世學禮學詩”。“讀 書”、“禮教”、“文章”、“五倫”、“六經”、“勤儉”本為中原“舊物”，唐宋以后，則在徽州生根、開花、結果了。 其次，徽州的移民還帶來了中原的宗族文化。那些“由北遷南” 的移民，大多舉族而來。遷到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這既有利于抗 御外姓的欺侮，又能保持在宗法制度影響下形成的“家（族）風”。 所以一些大姓的村落，“絕無一姓攙入者”。徽州的名族，莫不“家 多故舊，自六朝唐宋以來，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人們重宗誼、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歲時合族以祭”（《歙事閑譚》第18冊）。這种宗教制度，一直頑固地保存下來。明末清初之際，徽人趙吉士在他的 《寄園寄所寄》中對徽州的風俗作了如下介紹：“父老嘗謂新安有數 十种風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𡷹；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 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這些經過“數十世”傳承下來而且“胜于他邑”的習俗，不啻是昔日中原地區宗族文化的 活標本。 這里值得提到的是，南宋時期在徽州出了一位大儒朱熹，他的“朱子之學”或稱“紫陽道學”，在徽州的影響极深。而朱子的“學 系”是上繼北宋二程的，二程的“河洛之學”亦是中原文化。所謂 “朱子得河洛之心傳，以居敬窮理啟迪鄉人，由是學士爭自濯磨以冀聞道，風之所至，田野小民亦皆知恥畏義”（光緒《婺源縣志》卷3）。 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是“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 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休宁《說洲吳氏家典•序》）。在“朱子之學”的倡導下，徽州的人倫教化，不僅与中原儒風一脈相承，并又有所發展了。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曾文正公全集》卷 之四）。确實，自朱子之后，徽州乃是名符其實的“彬彬乎文物之鄉 也”。其“典章文物”莫不抹了一道“朱子之學”的光環。 由于上述中原文化在徽州的長期積淀，從而生成這一地域文化亦即“徽學”的“基因”。同時，在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又不斷吸納融化了外界的文化“因子”，這更為“徽學”的形成加厚了底蘊。 關于“徽學”發展的“催化劑”，則是這一地域的商幫所創造的大量財富。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難以釀造出高品位的文化的。徽州本是“地隘斗絕，厥土𡸷剛而不化”的貧瘠山區。隨著外地人口不斷遷入，兼以“生齒日繁”，當地所產不足以自給。為生計所迫，徽州人不得不“寄命于商”。到了明代以后，“出賈既多，土田不种”，形成“賈者十之七，農者十之三”的局面。在一個地區之內，從商人數的比例如此之大，則為其他地域所罕見。徽商“業儒”出身的人較多，他們在商場角逐中，能夠審時度勢，精于籌算，善于取与，并以“徽駱駝”精神，不辭艱辛，所以有不少人便很快“家業隆起”，即所謂“五年而中（賈），十年 而上（賈）矣”。在徽商中，“藏鏹”二三十万、百万者不乏其人， 甚有以千万計者。從明代中期起，徽商憑其群体人數之眾，財力之強， 活動范圍之廣，經營規模之大，成為“稱雄”于江南的一大商幫。他們在商業經營中獲得了丰厚的商業利潤，便逐漸改變了山區原來貧窮的面貌，于是呈現出“江南稱饒，首推新安”的富庶景象。 徽商是商界的一支“儒商”，他們“賈而好儒”，在其獲得丰厚 的利潤之后，便積极資助桑梓“振興文教”事業。明清兩朝的徽州館塾、齋舍、書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資興建或重修的。尤其是講讀層次較高的書院，其規模和數量都大大超過了往昔。据道光《重修徽州府志》 卷3載：“書院凡數十，以紫陽為大”。尤其是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縣商人，為了重修紫陽書院，有人竟一次資助白銀三千万兩；黟縣有位商人因“邑人議建書院”，便“存二千四百金助之”。類似的例子其它各縣皆有。因之“書院之人才日盛”。每逢“大比之年”，各縣“應試者，多至千人。” 徽州商人更重視培養子弟“業儒”，他們在“家業饒裕”之后即 不惜重金“延師課子”。歙商鮑柏庭有句話反映了徽商“望子成龍”的心情：“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支譜》卷3）。所以明清兩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很多，如汪道昆、 許國、金聲、曹文埴、曹振鏞、戴震、程晉芳、程瑤田、凌廷堪、王茂蔭均是商人的后代。 “徽學”的發展在這于“學”。一個地域，有如此多的讀書學習場所，有如此多的負笈入學生員，于是才能培養出一批批各類較有成 就的飽學之士。他們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領域，志同道合，施展才能，守成創新，形成特色，“派”也就由此而生了。況且，“徽學”中一 些有特色的文化現象，諸如繪畫、戲劇、篆刻、建筑、園林，甚至醫 學都是徽商直接或間接的參与才形成“派”的。我們翻開徽州的地方史乘，便不難發現，徽商的興盛之日，也正是徽學發展之時。 徽學中的“派”猶如皎洁的晨星，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它涉及到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藝術學、教育學、譜牒學、 建筑學、醫藥學、民俗學以及一些交叉學科。無論是為了弘揚傳統文 化，還是為了開發地方文化資源，其學術价值和應用价值都是難以估 量的。到目前為止，徽學的大門只是剛剛打開，若欲登堂入奧，尚有待于同仁們的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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