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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的歷史定位

戶華為

    作為中國三大地方顯學之一的徽學近年來尤為學者重視﹐有關徽州文化細至磚瓦墨硯都有文章論及﹐然而從整體上宏觀把握徽州文化的 特質﹐探討其成因及其與週邊地域文化的關係﹐並對它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定位問題作深入探討的並不多見。本文擬就徽州文化的特質､底蘊､社會效應､歷史地位等問題略陳己見。

徽州文化的淵源及底蘊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以徽州（古又稱新安郡） 為地域依托﹐淵源于歷史上人與自然及人們之間對象性關係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結構體系。同任何文化一樣﹐它也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內隱的心態､ 價值系統等文化心理結構﹐並且在各個文化層面都創造出輝煌的富于鮮明特色的成 果﹐影響播及全國各地。 　　
    徽州儘管處於山越之地﹐但其主體文化卻並非山越土著文化。“自昔戰亂﹐中原衣冠多避地來此”（胡曉﹕《新安名族志序》）﹐ 為徽州奠定了豐厚的正統中原文化根基。崇山峻嶺的屏閉翼護又使徽州地區形成一 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發展區域﹐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包括彙聚于此的南北各地多種文 化因此互相碰撞﹐互相選擇﹐最後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底蘊深厚﹐傳統悠久。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二程與朱熹皆與徽州有極深淵源﹐“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持﹐而以鄒魯之風傳若子孫”（《茗 州吳氏家典》卷首）。儒學觀念和儒家禮義對徽州社會各階層影響至深﹐所謂“道 學淵源在新安久矣”﹐並且逐步發展成新安理學等體系和流派。 　　
    儒學興盛﹐加上徽州相對隔絕的地理條件﹐ 使這裡的家族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擅入者。其風最為近古……雖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康熙《徽州府志》卷一《風俗》）。家族､宗族認同感強烈﹐宗法觀念盛行﹐其傳統的倫理與道德規範 體系基本建築于家族本位之上﹐是傳統文化家國同構原則的典型體現。 　　
    徽州山多田少地瘠﹐因此﹐外出經商是謀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 （王世貞﹕《□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贈程君五十序》）徽商“足跡幾半宇內” （萬歷《休寧縣誌》）。他們在長期商業經營實踐中創造出股份式､承攬式等經營 方式﹐並在資金所有權､經營權劃分､利潤分配等各方面有所創新與發展。徽商經 營活動的實際需求還直接刺激了數學､地理水文學的發展﹐如程大位《算法統宗》､ 黃□《一統路程圖記》等。這些生產方式上的變革與科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萌現了 早期科學精神與近現代化因素的某些端倪。
    徽州文化正是以儒學倫理､宗族觀念､商業 精神為三大基本內核﹐在正統中原文化基礎上通過商業實踐熔鑄變通﹐發展成為一 種完整嚴密自成體系的多層次文化系統。並氳化為當地特有的社會關係､價值體系､ 行為模式和廣博精深的諸種具象文化風采。 　　

徽州文化的商業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農耕文明､倫理道德與宗族體制的結合體﹐它從本質上是排斥商業精神的。統治者歷來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並以政治力量人為地劃分“士農工商”等級﹐浸透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取向。然而在徽州文化長 河中﹐我們卻分明辨析出了宗族倫理和商業精神並行不悖､儒官商三位一體的對立統一機製﹐體現了有別于傳統觀念的重要特徵。 　　
    徽州傳統宗族制度與倫理道德精神堪稱正宗中華文化的代表。然而正是在傳統倫理宗族文化最濃厚､最穩重嚴格的地方卻孕育 出了中國古代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傳統社會中一直被視為末業的商業經營在徽州 卻獲得很高的評價﹐成為榮譽地位和影響力的源泉。徽州人提倡營利﹐他們對商業 和資本的追求是執著的﹐“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尤未 厭焉。”（《祁門倪氏族譜》卷下《誥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狀》）這些宗族社會中的 徽州商人深深影響了徽州人乃至整個東南文化的社會風習､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 　　
    對這一矛盾現象如何詮釋或許能使我們對徽 州文化乃至整個傳統文化有一番新的理解。 　　
    徽州商業文化發達﹐卻並非緣于臨海擅舟楫 之利﹐而在於徽人不斷用新安文化調適傳統文化精神與現實之間以及綱常倫理與逐 利之間的矛盾。他們對儒家傳統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係有著全新的認識﹐在程朱理 學綱常倫理的宗族理念中融入陽明新學的重商思想﹐創造出以血緣為核心､以地緣 認同為外延的宗族商業網﹕“以儒術飾賈事”（《潭渡黃氏族譜》卷9﹐用禮義､誠 信等信條協調商業活動中的人際關係。因而﹐明清時期的徽商獲得了“廉賈”､ “儒賈”之美譽﹐不僅能“審積著﹐察低昂”﹐在商業活動中立於不敗之地﹐而且 “掃盡市井俗態﹐雖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風焉”（婺源《湖溪孫氏 宗譜》卷一）。徽州文化內核並非是單一的商業文化﹐其文化特質是多元的。在“服賈”的同時亦不忘“業儒”﹐特別是一些因商致富的大家族﹐更不惜重金從事 宗族文化建設﹐以科舉仕進為榮﹔鼓勵子弟精習書畫篆刻﹐許多名族保持著彫刻､ 版畫等技藝世代相傳的家學傳統。這種商業文化與儒家文化及宗族制度的合流以及儒官商三位一體的價值觀念﹐使得徽州文化多元發展﹐並且在商業資本領域和宦海 仕途皆取得纍纍碩果。 　　
    徽商的巨大成功與徽州人的精神風格是分不 開的。他們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經常“無遠弗屆”﹐“走死地如騖”﹐乃至“數年不歸”﹐“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萬歷《歙縣誌》第一十《貨殖》）。正是這 種奮發堅韌的開創精神促進了徽州文化的全面繁榮。     儘管這一文化模式有其時代局限性﹐依附官本位的經商謀略及儒官商三位一體導向實為統治政策樊籬下迫于無奈的選擇﹐難以突破傳統社會結構尺范﹐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徽商畢竟沒有放棄發展商業的衝動與最終追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調適 彌和了農耕宗族社會結構與商業精神的矛盾﹐更多發展了傳統文化靈活､變通､發展的一面﹐並以實踐活動作出了新的闡釋與探索。

徽州文化的價值取向

    徽州文化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纍纍碩果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儘管自然環境並不優越﹐但是徽州人在歷史上還是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成就。徽商在商品經濟 領域的巨大成功﹐給徽州的文化藝術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觀念支持。徽州文化在 生產､生活各方面都有許多創新與發展﹐並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文化品位注入其中﹐留下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遺產﹐如徽派建築､民居､徽派版畫､篆刻､盆景､ 徽墨､徽硯以及徽菜､徽劇等。徽州文化以自己的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形成在各文 化領域品位獨具的徽州派系﹐如新安理學､新安朴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同 時徽州文化還孕育了無數優秀人才。在封建科場﹐徽州才子始終是一支強大的力量﹐ 如歙縣便享有“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休”之殊譽。從宋至清末﹐徽州進士人數累計達1900人。此外徽州還涌現了算學家程大位､經學家俞正燮､戴震﹐理財專家王 茂蔭､近代學者胡適､教育家陶行知等著名人物。 　　
    徽商作為中國古代最大的商業集團﹐足跡遍布天下。他們不僅給徽州帶回了豐厚的物質精神財富﹐而且直接參與了許多地區的 開發﹐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大小城市無不是徽商聚集之地﹐其資金和經營活動極大地 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諸如“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陳去病 《五石脂》﹐“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佔籍”（謝肇□《五雜俎》卷一四）﹐北京“徽人輻□都下者﹐已以千萬計”（許承堯《歙事閑譚》）。隨著徽商遍及海內的 商業活動以及大量徽人為官入仕四處游宦﹐很多徽籍人口散居于全國各地﹐以至有 “無徽不成鎮”的說法。浸潤著徽州文化韻味的徽人採取主動姿態吸取四方文化成 果﹐博採眾長﹐發展創新﹐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我突破﹐保持著持續發展的可能。 另一方面﹐優勢的徽州文化又以昂揚自信的姿態將自己展現于其他文化區域。旅居 在外的徽州人十分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全國大小商業都會無處不有徽州會館及碼頭､義學等附屬機構。徽人多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其生活習俗､觀念形態､價值取向很容易為客居地居民接受､仿傚﹐形成一種徽客文化勢力﹐從而擴大了徽州 文化的地域外延。在與各地域文化碰撞交流中﹐徽派文化對中華文化其他各支系產 生了很大影響﹐促進了地域間的文化交流﹐也進一步豐富了中華文華的內涵。
    徽商文化初步整合傳統宗族社會倫理道德與 商業精神的矛盾﹐豐富了古代經濟思想和社會思想。他們倡言“良賈何負閎儒” （《太函集》卷55）﹐“賈何負于耕﹖”（《新安歙北許氏支東世譜》卷八）對正 統“士農工商”的本末體制提出質疑﹐明確提出與正統觀念對立的社會價值觀﹐宣 稱“造物之厚人也﹐使貴者治賤﹐賢者治愚﹐富者贍貧”（績溪《西關章氏族譜卷 二十六》）﹐將傳統士農工商四民按貴賤､賢愚､富貧之別重新劃分﹐否認職業有 貴賤之分﹐所謂“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商﹐勇往為先” （《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第728條）﹐強調個人努力﹐承認個人成就。商人階層的價值體系也得到徽州社會其他階層的認可﹐“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事 閑譚》）。逐利､致富在這裡是光明正大的﹐連讀書人也拋去封建士大夫“君子不 言利”､安貧知命的古訓﹐“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游于四方”（歸有光《震川 先生集》卷一三）﹐出現了一批亦儒亦賈的新興家族。 　　
    徽商標榜義與利､仁與富的統一﹐竭力為發 展工商業鳴鑼開道﹐是對正統儒學觀念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以戴震為代表的漢學皖 派﹐在儒家聖學範圍內﹐糾正其偏頗之外﹐以當時社會價值取向重新解釋儒家經典﹐ 尊重人性﹐肯定人欲﹐用“理者﹐存于欲也”（《孟子字義疏證》）﹐調和理欲矛 盾﹐反對以理殺人。這種思想產生的社會根基就在於當時徽州商業發展的長期積累﹐ 引起思想領域產生相應的波動。“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古徽楹聯》）﹐一語道出徽人不拘古訓﹐注重效果的務實與通達。 　　
    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支脈﹐徽州文化蘊涵的 精華和糟粕都極為典型地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毫無疑問﹐植根于封建土壤 的徽州文化有落後､保守､穩定甚至殭硬的一面﹐它所崇尚的宗法禮教精神使社會 凝固板結﹐阻滯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更新﹔其突破傳統､變異自我的嘗試最終也失 敗了。但同時﹐徽州文化中又確實含有極具開拓､開放性因素的精華﹐積淀凝聚著 極為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銘刻著傳統文化探索自身突破自我的嘗試。其鍥而不捨､ 奮發進取的精神﹐突破傳統的魄力與創意﹐取財于義､生財有道的商業道德﹐搏擊 商海仕途猶不失人文與風雅的達觀､灑脫以及人際的體恤､關愛和親情﹐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重要價值。